3. 制定专门的法律规范来约束从事设备监理（工程咨询）的职业行为。比如，南非的《工程职业法案》、《工程咨询服务法案》和《项目及施工管理法案》等法律，对工程咨询专业人员在职业准则、报告制度、收费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规定。

4. 通过制定具体的标准和技术规范来规范设备监理（工程咨询）活动。通过国家标准化机构、行业协会组织、社会团体来制定标准。从事设备监理（工程咨询）活动，应当遵守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这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美国式的，通过专业和行业团体分别制定专业和行业标准，代表国家是美国、德国；另一类是日本式的，将专业团体和国家标准化机构紧密结合开展标准制定工作。

国外工程咨询制度和实践对我国设备监理立法的启示

从国外有关设备监理（工程咨询）监管实践来看，由于国外设备监理（工程咨询）行业发展较早、较为成熟，同时企业自律意识较强，其设备监理（工程咨询）制度多采用企业自律为主、法律强制要求为辅的模式。和国外相比，我国在地域、工程种类和企业（包括业主、承包商和供应商）的能力和自律性方面的情况更为复杂，如果沿用市场引领立法的模式，可能需要支付更多的试错成本。未来可以考虑在我国已有的立法经验和监管实践基础上，充分借鉴国外设备监理（工程咨询）的既有制度，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设备监理监管制度体系，在立法时还应当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 关于“强制监理”的范围需要深入研究。我国设备监理（工程咨询）行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一个明显的标志是：世界银行要求其援助中国的建设项目都必须按照国际工程咨询行业协会的FIDIC条款，进行咨询、评估和管理。自此，我国逐步建立起了工程设计招标、设备采购招标、施工监理等一系列制度。近来，设备监理协会和企业关于确定“强制监理”制度的呼声甚高。但笔者认为，“强制监理”的范围不宜过宽。理由有两个：

①从现代民法、合同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出发，业主是否聘用第三方对承包商、供应商的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属于业主意思自治范畴，主要应当由业主决定。从国外的立法情况来看，要求强制监理的既有立法例并不常见，即使有，也仅仅在环境安全、劳动保护、特殊设备等方面规定了强制性或者准强制性设备监理（工程咨询）制度。实践中，国外普遍聘用设备监理（工程咨询）人员的原因在于，法律对相关工程业主和设备设施的所有人、占有人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规定了严格的质量责任。业主为了规避风险，主观上愿意聘用专业人员。同时，除保证工程设备建设、建造质量外，设备监理（工程咨询）还能够提高资金的利用率，从而提高业主的利润率。因此，设备监理（工程咨询）的价值可以由市场去发现和认可，无需法律提出过多强制性的要求。

②从我国设备监理（工程咨询）的行业现状来看，虽然近年来我国设备监理（工程咨询）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毋庸讳言，相比于我国工程建设领域对设备监理单位及人员的巨大需求，设备监理行业还不够发达。据统计，截至今年4月，我国获取资格的设备监理单位仅有330家，注册设备监理师仅有12 000余人，而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从业人员水平都有待提高。强制监理的范围过大将导致监理企业供不应求，限制市场优胜劣汰作用的发挥。

2. 应当加强防范和控制监理人和承包商之间可能出现的利益输送。设备监理（工程咨询）三方法律关系中存在的天然缺陷，在于委托人和监理人、承包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监理人和承包商为同一行业中经常发生业务联系的经营者，委托人则是偶尔参与相关行业的不具备相关专业技能的外行。一旦监理人和承包商之间发生利益输送，委托人的利益很容易受到损害。为此，有必要在立法时对监理人和承包商之间的利益输送作出专门规定，特别应加强资金往来、财务审计等方面的规定。只有切断设备监理（工程咨询）从业者和相关承包商、供应商之间的利益输送链条，才能保证设备监理制度真正发挥实效。

3. 积极探索建立设备监理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和职业责任保险制度。设备监理是智力密集行业，同时也是存在较大职业风险的行业，即使恪尽职守，也不能百分之百保证在工程监理过程中不会发生意外事故，而因为不可避免的过失，要求监理人员承担过重的法律责任，并不利于整个行业的发展。同时，由于事故引发的损害赔偿数额，也是赔偿责任限制和职业责任保险涉及的关键因素。考虑到赔偿责任限制和职业责任保险均为法律保留事项，当事人的合同中对此不可能作出规定，因此可以考虑在立法时根据《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对有关赔偿责任限制、赔偿标准、职业责任保险制度等作出原则性规定，再由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组织以合同范本等形式，规范和引导相关行业惯例的逐步建立。

文章来源：《中国设备工程》 网址: http://www.zgsbgc.cn/qikandaodu/2021/0127/1027.html